两元钱对现在人们来说，并不算什么。掉到地上也许没有人将它捡起来。但它对于我来说，不仅是一生的特别财富，更是我一生的“守护神。”

多年来，无论在哪里工作，我总是将两张面值一元的钞票镶在镜框里，挂在工作的地方。后来到了教育局工作，就压在办公桌下面。那发着红色的一元人民币、那朝气蓬勃的女拖拉机手，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。遇到有人不解的问，我总是以爱好收藏敷衍过去。

有一天，孙女将她奶奶给的两元钱摔在地上，说两元钱只能买一块口香糖，买不了个啥玩具，奶奶真是抠门。

孙子摔下的两元钱，勾起了我封存多年的一件往事。50多年前，高中毕业后，经过两年锻炼，我当上了生产队会计。生产队队长是我的表哥。春耕时，公社给生产队派来一辆履带式拖拉机，帮助春耕生产。我安排好机耕手住宿后，同机耕手在镇上的饭馆，用公款两元钱吃了一顿饭。我当时并没有在意，贫协主席发现后报告了大队，大队又报告给公社。公社决定：让我赔偿生产队两元钱，开除生产队会计一职，并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做检查，还被民兵小分队拉去巡游全公社批斗，搞得我似乎成了一个“阶级敌人”。

两元钱的事情，已经弄得我狼狈不堪，在村子里抬不起头。人们开始疏远我，下地干活都不愿意和我分在一个组。年底，遇到征兵，我踊跃报名，只想尽早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无论身材、长相、学历，我是全大队佼佼者。接兵排长对我很满意。不想遇到政审一关，和我竞争的贫协主席儿子将我被开除会计一事捅了出去。接兵排长仍坚持要带我走。贫协主席找到县武装部，将我情况如实做了反映。就那样，我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队长表哥也很无奈，说他帮忙已经尽力了。

我躲在家里窑洞里哭了半天，至此我才完全明白背上被开除会计职务的罪名，这一生的一切将毁于那顿饭和被赔偿的两元钱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1977年，公社领导在“三干会”给我平反恢复了名誉，并退还了两元钱，接过两元钱，紧紧攥在手里，百感交集，喜极而泣，眼泪唰唰的往下流。10月的一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：那天，我站在采石场半山坡突出的石块上，眼睛盯着指挥员手举的小红旗，等待点炮的哨声。

这时，河对岸高音喇叭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》的报道，我一刹那间怔住了，感到热血在身体里快速流动，眼睛模糊……“采取自愿报名，统一考试，地市初选，学校录取，省、市、自治区批准的办法。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、农民、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、复员军人、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均可自愿报名，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，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，让祖国进行挑选……不再根据政治表现和家庭成分限定考生资格……”当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泪水终于忍不住唰唰滚落下来。这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消息，对我来说，等的太久……太久……可以改变我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

我没有听到哨音声，也没有看到指挥员将小红旗落下的瞬间，广播里一遍一遍轮番播放这一重大消息。四周的炮声响了，我还没有点炮，更不用说撤离放炮区域。爆炸飞起的石块纷纷落下，我将头伸进一个石缝里，将屁股高高崛起，迎接落下的石块。我受了伤，但都是皮外伤，三天后我就从医院跑回家，拿起高中课本复习起来。经过努力，我考上了师范专科学校。毕业后我在一家小学任教。

表哥也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教育局工作。

多年来，我始终牢记两元钱带给我的教训。在工作上兢兢业业，在钱财方面更是严格管控自己，“莫伸手。”成了我的底线和左右铭。

表哥似乎早已经淡忘了那件事情，他在许多事上出手阔绰，爱讲排场，爱出风头。

我当过校长，由于文采出众，被县宣传部看中，调去写材料，后调到县委办，再后来升为办公室主任，政府副县长。凭心而论，我没有滥用权力或者贪污国家一分钱，这是我为官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。

在我退休的前两年，一个黄姓包工头提了一袋子钱来到我家，要求承包我管辖的一个工程，被我拒绝。后来他知道表哥和我的关系，又托表哥前来说情。被我再次拒绝后，表哥直接联系到我的上级，最终把那工程交给了黄姓包工头。社会上流传我表哥这么多年来利用职务之便没有少捞钱。在他任副市长的时候，我曾经提醒过他，他保持沉默。后来关于他的传言很频繁。他父亲去世，我随礼的时候，只随了两元钱。为的是提醒他，事后他很不高兴，与我关系疏远了。

两元钱没给他带来启迪和警示。

我们前后都从政界退下来。退休后，他却被牵连到一件工程受贿案中，开除了党籍，取消了待遇，被判13年监禁。我去监狱看望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要我将珍藏几十年的那两张红色一元钱送给他儿子，并告诫他两元钱的故事。因为儿子在镇政府任领导，并被县纪委约谈……